郵票的票名和圖名都是為郵票發(fā)行目的服務，兩者分工合作，相輔相成。以動物郵票而言，認識動物是第一位，但這應由票名來完成；了解、熟悉這種動物的生存狀況，則應是圖名的任務。換句話說，票名是從正面介紹動物，是理性認識，只需直呼其名即可，有如表現(xiàn)動物的形；圖名是從側面刻畫動物，是感性認識，不妨活靈活現(xiàn)一些，有如描繪動物的神。兩者結合就會形神兼?zhèn)�，必然促使認識、熟悉這種動物的過程更快捷、更全面。以《白暨豚》為例，正由于它有兩個“人性化”的圖名，就給人帶來了一種生機勃勃的感受。遺憾的是，這套郵票未能把票名和圖名一并印出。不然，《白暨脈》給人的印象會更深刻。這樣看來，動物郵票的圖名對宣傳保護野生動物的目的起著重要作用，提出“個性化”的要求何嘗不可！

　　至于我國已發(fā)行的動物郵票票名和圖名的標注方式，正隨著發(fā)行情況的變化而增加，已不止原有的幾種。例如：一、《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票名印在邊紙上，郵票上僅有拉丁文學名和圖名；二、《海底世界•珊瑚礁觀賞魚》把票名印在“過橋”上，郵票上連學名和圖名都沒有，可謂“無名氏”！不過，后者的票名下面有“第22屆萬國郵政聯(lián)盟大會暨中國1999世界集郵展覽”這個“別名”，難免生出了另一話題——動物郵票發(fā)行的目的不都是為了保護，如“1995-11”是為了紀念中泰建交二十周年，“1993-11”是為了一次國際會議。另外，有些動物郵票直接取材于藝術家的作品，如《孔雀》是石愚先生的畫作，《益鳥》是田世光先生的原作，《東北虎》、《金絲猴》是劉繼卣先生的畫作；有些動物郵票并非描繪瀕危、野生動物，如《蜜蜂》、《金魚》；有些動物郵票夾雜在其他種類的郵票之中，如《何香凝國畫作品》的第1、2枚。

　　正是由于動物郵票的這種復雜性，其名稱的標注更需規(guī)范化。我認為，凡是成套的動物郵票應盡可能“三名齊全”，郵票名、拉丁文學名、圖名都印到每一枚郵票上。而圖名的簡潔、形象、生動、傳神，是不應忽視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