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百惱�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于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于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學》）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于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了解深知不多于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Seneca the Younger，《雄辯集》，第一卷）
    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歷史上著名的艷后克利奧帕特拉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jié)，并酷愛絲綢制品。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qū)的主導地位后，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
    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于此�！逗鬂h書》記載了公元166年羅馬使節(jié)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并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
    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后，由于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后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后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zhàn)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干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紀到12世紀
    二度繁榮
    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tǒng)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并設立安西四鎮(zhèn)作為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人們在青海一帶發(fā)現(xiàn)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fā)展成為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qū)，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后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wěn)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qū)，并建立了穩(wěn)定而有效的統(tǒng)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于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并接納相當數(shù)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fā)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shù)?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人更是不勝枚舉。
    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fā)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里蓄養(yǎng)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復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jié)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xiàn)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 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guī)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臺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制作絲綢之路節(jié)目。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經過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qū)戰(zhàn)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唐以后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wěn)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
    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fā)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fā)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fā)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后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辟，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xiàn)象。
    12世紀以后
    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fā)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qū)荒漠地區(qū)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zhàn)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yè)生產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yè)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后中國各地戰(zhàn)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qū)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于停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