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南北朝之前，花鳥作為中國藝術的表現(xiàn)對象，一直是以圖案紋飾的方式出現(xiàn)在陶器、銅器之上。那時候的花草、禽鳥和一些動物具有神秘的意義，有著復雜的社會意蘊。人們圖繪它并不是在藝術范圍內的表現(xiàn)，而是通過它們傳達社會的信仰和君主的意志，藝術的形式只是服從于內容的需要。

人類早期對花鳥的關注，是孕育花鳥畫的溫床。史書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有不少獨立的花鳥畫作品，其中有顧愷之的《鳧雁水鳥圖》、史道碩的《鵝圖》、陸探微的《半鵝圖》、顧景秀的《蟬雀圖》、袁倩的《蒼梧圖》、丁光的《蟬雀圖》、蕭繹的《鹿圖》，如此等等可以說明這一時期的花鳥畫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規(guī)模。雖然現(xiàn)在看不到這些原作，但是通過其他人物畫的背景可以了解到當時的花鳥畫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如顧愷之《洛神賦圖》中的飛鳥等。

這一時期的花鳥畫較多的是畫一些禽鳥和動物，因為它們往往和神話有一定的聯(lián)系，有的甚至是神話中的主角。如為王母搗藥的玉兔，太陽中的金烏，月宮中的蟾蜍，以及代表四個方位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一般說花鳥畫在唐代獨立成科，屬于花鳥范疇的鞍馬在這一時期已經(jīng)有了較高的藝術成就，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韓干的《照夜白》、韓滉的《五牛圖》以及傳為戴嵩的《半牛圖》等，都表明了這一題材所具有的較高的藝術水準。

而記載中曹霸、陳閎的鞍馬，馮紹正的畫鷹，薛稷的畫鶴，韋偃的畫龍，邊鸞、滕昌佑、刁光胤的花鳥，孫位的畫松竹，不僅表現(xiàn)了強大的陣容，而且各自都有杰作。如薛稷畫鶴，杜甫有詩贊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似長人�！�